关于《重阳》

前些时听牛二谈起这本书，顺手借来。看完了记录几笔。

《重阳》作者姜贵，一九六二年出版于台湾，我所看的是七十年代出版、夏志清作序、标有“皇冠丛书第三九六种”的一本，密密的小字，六百余页，繁体竖排，不过读起来却出乎意料的流畅（俺的繁体字阅读能力又有所进步也）。

小说主要叙述了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后南方的情景，场景开始在上海，主要在武汉，书末对东北的间谍军阀略作描述，有点横生枝节的感觉，不过描述仍很生动，可以看出作者想要勾勒出当时中国方方面面动向的愿望。我对宁汉分流/合流这段历史不太熟悉--似乎当年历史书上也语焉不详；对于ccp当年是否在武汉有如此大的影响，也不甚清楚，按照小说里的描述，ccp在北伐中“窃取”了国民革命的成果，并且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。主线是一个叫做洪桐叶的青年，他是国民党早期将领的儿子，却因父亲早亡，十分流落。中学毕业后，先是在法国洋行里做学徒，一个人做三个人的活儿，包括给老板娘洗内裤、修脚。他一个月只得六块大洋，却还要自己出八块大洋去夜校学法文。某次洪的母亲急病，正无处筹措医药费，忽然有人送来一百块大洋，洪由此结识了柳少樵，并深为柳影响，从一个本分青年开始“革命”。加入共产党后，洪又因为父亲旧友的推荐，加入国民党，夹在两党之间，却在双方都得不到绝对信任。洪渐渐认为gcd行为过火、没有出路，但是迫于柳的威压不能自拔。

姜贵自称自己在民国十六年亲自武汉目睹了“共产党那一套”。他在序言里表达的态度是反共的：“共产党注重阶级利益。这个阶级是由共产党本身的暴力所形成的一个‘新贵族阶级’，而绝对不是所谓无产阶级。这个新贵族阶级，无视国家民族的利益，也无视个人的自由权利。”这种基本观点贯穿全书。从前看我朝革命文学，总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说ccp毒害青年，现在看了从另一个角度写来的小说，终于有所了解。比如书里一笔带过的写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原名叫李达志，为了“革命”改名“列打资”，并为“和列宁同姓”得意不已。ccp撤退的时候，他腿上生了个疖子，走不了；朱广济无意中发现了他，要带他去医院，列打资大喊口号，说无产阶级不要进资产阶级的医院云云。这种口号喊得很响，却不明白革命真正意义的小人物书中还有不少。

柳少樵是书中gcd的代表，也可谓第一恶人。姜贵写他泯灭亲情，对妻子父兄毫无恩义、伤害不断，最后把他们一齐毒死。又借革命之名四处骗钱，玩弄女性。柳控制下级的办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的很明白，无非是给点暴力再给点甜头，如果对方不吃这一套了，就干脆杀死--实际上，柳对洪正是这样做的，他控制洪的办法之一是他们之间的身体关系--这一段写的很隐晦，在我看来也很突兀。柳和洪都不是gay，所以我想不能像有的评介那样，把此书看作同志文学。有人把他们之间互相利用、互相仇视又总分不开的关系看作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，这倒是有点意思。

柳除了身体上占有洪，还对洪的妹妹颇为垂涎，而洪也就给他帮忙，心甘情愿的让他玩弄了妹妹，甚至任由他玩弄了守寡多年的母亲后，把她作为筹码嫁给投机分子钱本三。这些混乱的两性关系，所谓“自由结婚”，似乎也是姜贵批评ccp的一个切入点，小说描写革命后共产党控制的武汉，许多人借革命之机满足个人私欲，妇联工会更是威逼寡妇改嫁，否则就抽签配对，随机分配。

书中的女性角色，除了那个狠毒无耻，亲手杀死一家三十余口、自称“多夫主义者”的白茶花，大多是善良本分的代表，是遭到欺凌、诱骗、威逼的对象，是书中一点点良心和温情的折射。无论是试图反抗不成的洪金铃，委曲求全的钱守玉，三从四德的叶品霞，还是毫无抵抗和辨别能力的朱凌芬，她们都是被利用、被伤害的，而没有主动去算计、伤害、欺侮过别人。男性之中，姜贵把钱本四和朱广济两个坚决认为gcd没有未来的人物塑造的十分正面，抛开政治态度不说，朱广济尤其可以称得上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，虽然他善良的有点迂腐。书中也写了很多洋人，既有无耻卑鄙、满口上帝却毫无廉耻的洋行买办，也有只图利益，随风倒的掮客，有间谍，也有真正爱慕中国文化、希望中国富强、愿在中国扎根的外国人。

其他的政治观点不论，全书最让我悚然的，是姜贵对武汉政权的描述--对群众的煽动和利用，对革命简单粗暴的理解和推行，那种理直气壮的残忍无耻，十分令人想起文革；而姜贵开始写书的一九五九年，他身在台湾，文革更尚未开始。这也是我愿意认为姜贵写书确是经过一番观察思考的原因。在打到朱广济一段，朱的女儿凌芬被妇联逼迫，上台“揭发”父亲子虚乌有的恶行，处处受人冷眼，又被人诱奸；然而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并不恨这些胁迫她、欺负她的人，却憎恨自己的父母，甚至不肯再回到他们身边。这样的情形，并非绝对会发生在所有的家庭，但是它的确曾经发生在文革中的很多家庭里吧。这也让我想起更早创作的、奥威尔《一九八四》之中描写的情形：子女监视父母，夫妻互相监视，一个没有自由，令人无法呼吸的世界。希望我们已经永远告别了那样的世界。